刘文华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网站优化这些误区一定要避免 百害而无一利

发布时间：2025-04-05 11:06:50编辑：不问不闻网浏览（92）

但还是因为如此，上帝、绝对理性的发达又阻碍了心性法哲学的发育，在旧形而上学崩塌，上帝死了之后，陷入或者独断，或者无所适从的窘境。

而且，在组织或共同体执行这些规范、对违反规范者施加制裁、被制裁者不服诉诸法院的情形中，法院很有可能在裁判中直接或间接地宣告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从而保障这些规范的强制实施。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展示自治的所有类型，而是重点以自治基础为标准对自治进行类型化处理。



按此观点，规范究属硬法还是软法，端视其实施是否需要和可以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判断的第一步是看该规范是否是立法性规定。然而，围绕此概念是否成立、是否多余、其所指是否真地应该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由此展开的研究是否会增加对法现象认知的混乱性、是否会击碎既有的整个法学理论的基石和体系等的争议，一直以来不绝于耳。本文是反思性的，是对软法主流理论所界定的软法形式与边界的方法论反思。软法主流理论在运用自治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时存在着不自洽。（2）在基于授权而有效的规范颁布之初，国家强制力只是作为一种威慑的力量存在，而不会完全展现，只有规范所指对象拒绝服从、法秩序规定的机构强制适用该规范于对象时才会真正呈现。

不过，地方政府规章的宪法地位的匮缺，使其只能在法律授权上寻找依据。个人自治也是个人接受拘束、接受他治（heteronomy）的基础，拘束、他治都是个人部分让渡自治的结果。沈岿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就宪制改革作出授权试点的决定。

例如，是否设立某个新税种，首先是一个由民主程序来决定的问题。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项贯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制度，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部分研究注意到授权改革试点的权限限制，[1]但对于法律保留原则在授权改革试点的应用缺乏体系性解释。越过法律保留原则作出授权决定，势必因越权处置法律保留事项而产生合宪性问题，不仅有碍于法制统一，还损害民主正当价值。

（三）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涉法律保留情况的总结由以上统计可见，28项授权改革试点决定中涉及法律保留事项决定达20项，占比70%以上。此种授权越多，就越容易引发碎片化，对法制统一产生不利影响。



少数授权决定说明中明确指出了授权事项的重要属性，如《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重大顶层设计，是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紧接着阐明授出该事项并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自己制定的法律，自不待言。[32]参见俞祺：《央地关系中的法律保留》，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第202-204页。[12]参见姚魏：《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第29-30页。

在这一体系中，法律保留原则是前提和基础，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应当置于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下。当前授权实践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需要追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此类决定是否存在权限限制？是否存在部分法律规定，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的决定？这一点要根据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分工关系来判断。当前较多研究将授权明确性原则视为评判授权合宪性的首要原则。因此，可以参照第12条设定的绝对保留标准及其背后原理，来确定授权改革试点在横向法律保留维度的界限。

如果某一特定事项不在法律保留适用范围之内，就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进行规范，根本谈不上授权问题。（一）相关事项能否被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这一问题是对法律的立法权限边界的追问，具体指向法律能否对宪法保留事项进行调整。



二是改革事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授权。[25]如在《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20年4月29日）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决定将由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征收事项下放至海南省人民政府。

作为权限规范，法律保留原则是授权合宪性的前提。其中，部分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基本法律所带来的影响，明显超出了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范围。[27]如《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办法，授权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15]越过法律保留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就有可能排斥了法律保留事项的民主选择过程。事实上，暂停适用或者暂时调整哪些法律以及如何调整，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完成的，并没有授予试验主体。[9]参见蔡金荣：《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法律实施的法理问题——以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载《法学》2014年第12期，第61-63页。

我们不能混淆外在体现和内在本质，不能把某个特定领域的规定当作普遍性的标准，从而无差别地适用到其他领域。某些事项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来规定，将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规定这些事项的法律的职权授予出去，就可能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如果不在根本上确立什么可以授权改革试点、什么不能的界限，就使得行政权可以借由授权决定而得以介入那些原先由法律来保留的事项和领域，以提出改革试点的名义来代替民主意志作出先行规定。[18]参见林珊珊：《改革背景下立法的安定性问题研究》，载《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期，第56页。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还须探讨。需要思考的是，仅凭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能否完全回应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追问？（二）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不能越过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是指授权机关作出授权时，须对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限度等要素予以明确。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就所有事项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若该事项不属于宪法保留事项，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决定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相关法律规定。部分授权决定涉及一些国家基础制度或根本性事项，但均是从宪法体制的某个局部或某项构成展开的。在这种操作思路下，法律保留被绕过，事实上沦为一个冗余的规定，由其承担的功能自然无法体现出来。4.抑制任意授权并推动授权的理性化。

[21]参见刘茂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中国宪法体制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第3页。（三）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首先立足于法律保留原则重大改革须于法有据，作为贯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方式的授权也应于宪有据。

（4）股票发行制度是金融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事项。[8]参见王建学：《改革型地方立法变通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44页。

 秦小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当前存在授权改革试点事项不受限制或简单照搬《立法法》第12条来确定禁止授权事项等认识误区，应从宪法保留、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权限关系、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三个递进层次，提炼授权改革试点受法律保留约束的三个规范要求。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国家机关进行改革试点，同样遵守上述绝对保留标准。而且，从作出授权决定的民主审议过程来看，审议主体对拟被授权机关提交的授权申请及其说明的民主审议尚不够充分，较少提出实质性意见，更没有驳回授权申请的先例。如果不通盘考虑这两个问题，仅仅以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来证成授权改革试点的合宪性，就有可能在具体事项上越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界限，造成随意授权。根据授权机关与被授权机关的权限关系，授权改革试点涉及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前者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关，后者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

[14]即便是全国人大有权作出授权决定，也不是没有底线的，需要受约束于宪法修改本身存在的限制。由于实践中授权改革决定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本文讨论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切入，兼及全国人大。

以上职权能否授出，取决于所涉事项是否属于绝对保留事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药品管理、社会保险制度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1）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不属于法律保留，具体改革事项也都较为具体，属于简政放权范畴（包括药品管理制度），在性质上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

若该事项在范围上触及宪法保留，授权改革试点应审慎展开，遵守不影响国家整体性组织和运行的限度。[14]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载《法学》2016年第12期，第6-7页。